习近平在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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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讯 

习近平在厦门(六):“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

即时 | 2020-09-18 07:34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对象:

吕拱南,1939年3月生,新利18体育厦门人,工程师。1980年12月起先后任厦门市计委科长、常务副主任;杏林台商投资区区委副书记、区长;市台办副主任、巡视员。厦门市委咨询委员会常设委员。

采访组:吕主任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任副市长的时候,您在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你们见面的时间比较早吧?

吕拱南:是的。近平同志刚来厦门当副市长,我们就见了面。当时,市计委的办公室在政府办公楼的二层,他在三层,他来二层走了一圈,跟大家一一见面握手,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近平同志任职厦门时,我是市计委的一名副主任。近平同志是副市长,跟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打个照面,不一定能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但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天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头发大概有半个月以上没理了,比较长。我形容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干部”。因为当时厦门这边的干部在着装上已经先走一步,不穿那种四个口袋、有盖子的中山装,而是穿没有盖子的三个口袋的中山西装了。

起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同安县,以及经济协作办(主管国内省市到厦门来的企业的批准、管理,即“引进来”),这些都不在计委口。后来近平同志当常务副市长,我和他的接触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采访组:在您后来和习近平同志的接触中,他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吕拱南: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对近平同志的了解也逐步深入。在我看来,他为人忠厚朴实、淳朴坦然,不讲官话、说话实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考虑问题非常全面周到。

近平同志非常谦虚、低调、平和,对别人很尊重,如不管是什么职务的人,他都按厦门地方的习惯称呼,不会直呼其大名(连名带姓),使人感到亲切。每次到基层调研或者出差之前,他都会对我们这些同行人员做“安民告示”,明确意图、行动安排,要求我们自己做好准备,他很细致周到,甚至连住宿、交通都亲自安排或过问。

我想,近平同志这种优良品行,来自良好家风的继承与社会实践的磨砺。他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严格的管教使他与同时代成长的普通孩子别无两样。他跟我讲,他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是地道的“胡同”孩子。吃苦、耐劳、奋发,从小就在他身上刻下深深烙印。父亲的勤奋、严厉、平易近人、工作上的认真、善待他人的美德,都一一被他继承下来。这些美德在他艰苦的陕北知青岁月中派上用场。

在陕北农村的七年时间里,近平同志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深深地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求。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深扎根于他的人生价值体系里。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但从未忘记基层农村的盼求,就再一次选择到艰苦的冀中大地为改变农村农民的面貌而奋斗。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出,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兴办经济特区是最前沿的开放形式,要大胆探索、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面对国家战略机遇和人生锻炼的机会,他来到厦门经济特区工作,人生道路从此迈入更为重要的关键一步。

近平同志曾亲口对我说:“我的价值观、人生观来源于我的家庭,来源于我在陕北艰苦地方上山下乡,来源于劳苦大众,所以我就选择走从政为民的道路,不会走别的道路。”所以他现在能非常坚定地说“不忘初心”,他不是激情之下说出这样的话,而是有着深厚家庭根源、社会实践根源的,这些使他能够坚定地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可以说,能够有近平同志这样一个领袖人物,是党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采访组:请您回忆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主抓哪些方面的工作?

吕拱南:近平同志的工作方法很好,所以我们都愿意在他手下工作。他的思想境界也很开阔,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他刚来的时候,市里安排他协助王金水工作,后来他自告奋勇抓农业。

1987年,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以后,近平同志在主抓发展战略的同时,还主抓八大工程中的信息工程、筼筜港(筼筜湖的旧称)污水治理和特区道路工程及其他重大项目。我在他直接领导下,还联系厦门烟厂、同安矿泉水厂、同安银城啤酒厂等项目建设,每次都是近平同志亲自找我了解项目具体情况和进展,安排我去把一个个事情落到实处。他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过问一次。近平同志是一个心很细的人,他不讲虚话,问的问题都很具体。我善于搜集与记录,背包里全是材料,要是忘了数字,就赶紧拿出来看,近平同志一问,我就能很快给他答案。这样一来,近平同志就比较多地找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采访组:厦门国际银行是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习近平同志当年很关注这个银行的开办。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吕拱南:厦门国际银行是20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的首家中外合资银行,近平同志对这家银行确实关怀备至。他参加开业典礼并接见香港贵宾,还多次亲临指导工作。2010年来厦门时,仍然惦念着国际银行的近况。

经济特区兴办早期最急盼解决的就是引进境外资金与技术。近平同志在厦门最为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多渠道引资,以解决燃眉之急。他分管市计委工作后,特别重视金融业务与外国资金的吸纳,厦门国际银行的引进就是成果之一。

厦门国际银行是由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和内地的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合资方式成立的,可以非常方便引进香港资金到厦门特区,所以近平同志对厦门国际银行高度地重视、关心和支持。在各方面全力支持下,国家首先批准给该银行2000万人民币额度的贷款指标。厦门国际银行的成功经营范例,使香港的泛印银行、建发银行,厦门的大华银行相继经国家批准登陆厦门经济特区,厦门国际银行亦到厦门以外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工作中有哪些特点?

吕拱南:近平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和别人不一样,比如对待建立同安银城啤酒厂这件事。在20世纪80年代,同安县有两个“金娃娃”,一个是高岭土,是做飞机、导弹都要用的原辅材料;另一个就是矿泉水,打井进去,能喷很高,水质又好。同安什么工业都没有,所以对于高岭土,当时也就是做模具,价值太低;对于矿泉水资源,我开始没有想到是做啤酒的优质水源,只想到能做瓶装矿泉水,但价值也很低。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亲自来跟我讲,他跟银川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告诉我银川方面会有啤酒花运过来,用他们的技术跟原材料,用我们的矿泉水资源和资金贷款,合作搞一个啤酒厂,还叫我帮他们解决资金贷款问题。他说:“我们搞特区建设,不要光为特区自己想,要注意内联外引,要想想其他的地区。”另外,他在抓主业工作的同时,又谆谆教导我们,切不可忘却,社会的稳定对经济特区非常重要,也要抓好,不要光搞外向型的经济工作。

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涵养很好。有一次他带着我和另一名同志去集美区办事,等人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无法安排到接见议程,他也没有不高兴,就说人家工作忙,下次再来。还有一次去北京某部委汇报国外贷款问题,本来都联系好了,结果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傲慢,说:“经济特区简化批准手续,要找就去找国务院,不要找我。我办不了。”说完就走了,把我们晾在一边。近平同志听完,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带着我们离开了。一直到单位门口他才说:“这个人真不会办事,如果解决不了问题,也要让人家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

他从来不摆官架子,很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建议。筼筜港道路施工,因为筼筜港湖底下都是厚厚的烂泥巴,群众来信反映说设计施工紧迫没有处理,担心会沉降;另外,筼筜港的水排不出去,下大雨、涨潮时会淹没,退潮时会沉陷,问题都很多。近平同志当时就找我去,正好我学的是水电工程专业,我跟他讲了两条:第一,设计标准只有20年,如果要提高标准,那就要垫高,就要延期,八大工程就不能如期完成。他服从现实,说以后再垫高。第二,烂泥会不会沉陷的问题,跟道路载重、汽车载重有关,解决办法第一个是打桩,第二个是扩大承压面积,换沙,排水。他听完以后说:“就按你说的这个办。”

近平同志做事非常细致。有一次我陪他接待外商,他对外宾的住宿、谈判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甚至对安保都提出具体要求,让公安局派了部车去引导,做到有备无患。他在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工作时,交代说凡涉及国家资源、计划中的产供销问题、资金来源(特别是外汇)平衡问题,一定要勤跑省与中央部门,以求取得支持。例如,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示范项目,为此他亲自几次到单位视察,对信息中心办公地点的选择、设置的科室、信息选择、设备的选择(型号与数量)、高端人才引进(共120人的编制)从不遗忘过问,特别交代他要定期听取汇报、进行检查,最后在明察细目后才核准数额上报。这是他细致的一面。

生活中,他酷爱读书,视野很宽阔,有很强的思维能力,常用以古比今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谈论问题,强调重在实践与效果,绝不海阔天空。他也非常虚心向他人求教,在厦门工作期间,他多次对我谈及政协工作,极其重视来自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他常说,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都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

近平同志当时的秘书是厦大毕业的硕士生。他总是通过秘书联系厦门大学知名教授,向教授们借阅名著或登门请教。他经常读书读到很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文化营养,提升自己的业务知识与分析能力。他还和当时的一位副市长约定,只要彼此都有空,就利用中午吃饭的一个小时进行交流,一直持续了两年多。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走到哪里都关爱干部群众、关心职工生活。在厦门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吧?

吕拱南:近平同志关心关爱干部群众的例子俯拾皆是,体现在微小的行动细节中。比如1986年,他亲自审批兴建原厦门市计委经委宿舍,宿舍建成后,亲自来我家探望,使我终生难忘。我经常对周围的同志讲:“像习近平同志这样一位市级领导,是唯一一位到我这个普通家庭关心慰问拜访的市级领导,用现在语言表述就是‘我真值了’!”

他对那些肯钻研业务、好学上进、书写调研论文课题的同志,很乐意以文字加以肯定,题写序文,勉励他们继续登高望远。在他即将离任新利18体育前往浙江工作时,还亲自写了一封勉励信寄给我,希望我在对台工作上继续书写好材料,把好意见寄给他。2002年,曾经与近平同志在厦门一个班子里任副书记的李秀记同志把自己工作时的文稿结集为一本书《从政二十春》,当时已到浙江工作的近平同志满腔热情地为他写了序言。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之后,您与他还有哪些交往?

吕拱南:近平同志去宁德工作期间,我没有到那里找过他。但他到新利18体育|app工作后,我利用出差,倒是经常过去找他,因为那时候我到杏林区工作,后来又到台办工作,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台湾方面的相关资料。他调到浙江去当省长的时候,还特别托秘书跟我说:“这一年我看了你给我的材料,充实了我对很多台湾问题的认识。如果你以后有材料,还可以给我。”

2010年,近平同志到厦门参加“9·8”投洽会,接见了新利18体育代表13个人,其中就有我和郑金沐。他以回忆的形式肯定了大家对他任职新利18体育期间的支持与重要事项,并要求大家继续努力工作。他亲切地叫我“拱南”,拉着我问了相关问题。直至今天,回想起那一段在他领导下工作的经历,回想起2010年他接见我们的情景,我心里仍然涌动着一股暖流。

(转载自2019年7月26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五):“近平同志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

即时 | 2020-09-17 07:31

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采访对象:

王太兴,1954年12月生,新利18体育厦门人。1984年8月起到厦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1988年3月任湖里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2002年9月任湖里区教育局局长,2007年4月任湖里区科技局局长。2015年退休。

采访组:王局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是他的秘书,请介绍一下您到他身边工作的过程。

王太兴: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1985年6月,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同志通知我,近平同志即将来厦门担任副市长,让我做他的秘书。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看《毛泽东选集》里有关西北战场的文章总提到习仲勋同志,而我知道习老是近平同志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好像书本上的人和事一下子走到自己身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刚刚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还不满一年,就能成为近平同志的秘书,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不能说心里没有忐忑,但还是很有信心地接受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任务。

我当秘书那一年,不到31岁,近平同志比我大一岁。他来厦门报到那一天,我见到他时,看他脸微微有点红。他告诉我:“今天我过生日,喝了一点酒。”我这才知道,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开始,他住在厦门宾馆,后来搬去了图强路。以后每年到他生日这一天,我们几个人就会买点菜,到他家里做点饭,聚一下,为他庆祝生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王太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平民化的领导干部,没什么架子,很平易近人,也很贴近老百姓,是一个亲民的副市长。

工作中,他很注重深入群众开展调研。特别是他来厦门第一年,对这里的情况不是太熟悉,工作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了调研上。第二年工作逐渐上了轨道,接手分管更多的部门,任务也逐渐加重,去现场协调的次数多了起来,到基层调研的时间才相对少了一些。近平同志在厦门开展的调研活动非常广泛,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民政、部队、乡村他都去过。当年亚洲湾大酒店所在地还是一个坑道,是对台前线,我曾经陪近平同志去这个前线坑道开展过调研。

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对道路也不熟悉,为了开展调研,他还专门购买了一辆厦门自行车厂生产的“武夷”牌自行车,由他骑车带着我,到社区街道或者工厂去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一坐下来,就把烟递过去,沟通一下感情,然后才进入正题。别人泡的茶,他也不管卫生不卫生,该喝的就喝。厦门的夏天比较闷热,群众看他工作辛苦,给他切一个西瓜,他也不管周围苍蝇围着嗡嗡飞,接过来就吃。近平同志没一点儿架子,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从京城里出来的高干子弟。

近平同志语言很亲切,让人听着非常舒服,就像毛主席说的“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他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根据说话对象调整自己的语言风格。场合需要的时候,他会引经据典。但平时跟群众以及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交流,他都是用贴近群众的朴素语言来交谈。

记得他刚来那一年,因为厦门岛内很多地方毁林采石,导致环境被破坏,开山后的石块大面积裸露,就好像一块块伤疤一样。当时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我们厦门的老书记陆自奋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着急,就在1985年底召集市人大、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去现场调研,近平同志当时作为副市长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场调研后,在1986年1月10日召开的厦门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近平同志讲了话,既讲了人大如何来监督环境保护,也讲了政府如何主动接受监督。他说,非常感谢与会同志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这些意见对政府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有很大帮助。过去主动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几乎没有,这点以后确实应改正。今后凡是法定要提请市人大审议的,再也不能不送或者忘了送。有些还应该主动地、积极地和人大通气、协商,欢迎进一步监督,更加全面地监督。他的这些话都讲到了与会人员的心坎里,大家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听着心里很舒服。

他不仅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在厦门工作期间,经常有同学好友来看望他。那个年代,厦门宾馆很少,只有厦门宾馆和鹭江宾馆这么两个,住宿比较紧张。近平同志经常让来厦门看望他的这些朋友住在自己家里。如果朋友想住宾馆,他都是自己来解决,从来不让公家买单。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担任副市长期间,是如何开展各项工作的。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担任副市长,他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越过权限,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在职责范围内尽力发挥自身的才智和作用。

那时候,厦门刚刚成为特区,大家都一心一意发展工业、发展经济,市政府领导暂时没有安排专人分管农业。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是农业发展最好的时期,近平同志当时就在市委常委会上主动请缨,提出他来分管农业。后来,他在厦门开展农业调研,推动了“三农”工作,得到广大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支持。

当时近平同志经常和我讨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他从不人云亦云,对工作往往有独到的理解、独到的想法。有一次,我们聊到在中国当时经济形势下,工农业生产的“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近平同志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城市的综合能力,抑制“剪刀差”的继续扩大。现在来看,我们做到了第三、第二产业反哺农业,已经实现了近平同志当年的设想,已很少再提“剪刀差”了。但在当时,他的这种想法很超前,所以让我很震撼,说明他不仅关心广大农民的疾苦,也很有战略思维,那时候就能够从国家层面考虑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您与他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他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方法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太兴: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时,我在他身边服务,有幸目睹了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对我做人做事影响至深,也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

我是在近平同志关心下,于1987年12月12日入党的。受他的熏陶,我始终坚守对党的忠诚信仰,任何时候都没有发生动摇。

近平同志做事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极为认真,从不敷衍塞责、马虎怠慢,更不空喊口号、说说而已。他做事之前一般都要做一些调研工作,提前想好能不能干,一旦决定了就一定要做好。这一点让我很受教育,也培养了我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

记得1987年初,市里在厦门宾馆会议厅第一次召开领导干部述职大会。那阵子近平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第二天就要述职了,他还没来得及写述职报告。头天晚上,他忙完工作,已经晚上10点了,把我叫到他家,由他口授,我用纸笔快速记录,就这样整理出一篇7000多字的述职报告。记得当时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总犯困打盹儿,但他的精力却很充沛,将自己分管的计委、农委、体改委、协作办、民政局、市外办等各项工作,一条一条如数家珍地口授出来。写完以后,第二天他就拿着这份报告去述职,效果非常好。我想,如果不是平时工作扎实,有足够的积累,是很难做到对工作各个方面了如指掌的,也不可能用一个晚上就信手拈来,把那么多内容的述职报告整理出来。

近平同志总是坚持调研先行。1987年,市里开会讨论企业发行股票的事,他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说:“这个事情现在不应该急着做,更不能盲目做,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清楚之后再做。”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厦门企业1990年才开始发行第一只股票。事情一旦经过了充分的调研,他就大胆去干,从不畏首畏尾。从制定《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为居委会干部提高工资待遇,都是在充分调研之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近平同志严于律己,当时他工资都由我保管,从中开支,每个月除去买书、洗衣服、伙食费,还有看望老同志的费用,剩下的钱月底我再交给他。他自己从不铺张浪费,钱都用在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开销上。他从来不跑不送,每次外出开会,会议间隙的多数时间是待在房间里看书,从未借机拜访组织部或者相应主管局的领导,疏通关系。但在送礼这事上他也有例外,就是对待老干部。有一次,被称为军中“活地图”的雷英夫将军来到厦门,近平同志就叮嘱我买点厦门特产——香蕉,去宾馆看望这位老同志。

近平同志不仅自己不送礼,也从不收礼。别人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给他送东西。有一次,他在梁家河插队时的队长带了几罐自己腌制的桃子到厦门来看望他,近平同志说:“你们来就好了,还带这些干什么,快拿回去。”

正是在近平同志影响下,我后来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都一直自觉遵守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钱财物从不动心,从不利用公款交朋友、拉关系、搞小圈子。当时还有人说何必这样,好像我这样做就不正常似的。正是受近平同志的影响,我才有勇气和底气坚持这样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您和他还有联系吗?

王太兴:1987年,我到新成立的湖里区担任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区刚成立,各方面工作都还没上轨道,近平同志希望我去啃这个“硬骨头”。后来,他离开宁德到新利18体育|app工作期间,我去看望过他一次。那一次刚好赶上新利18体育|app下暴雨,他在布置工作,我就在他办公室坐着等他。在那短短半个小时里,他先后给10个县委书记打了电话,叮嘱大家一定要去防汛一线察看汛情。后来他担任省委副书记时,我也去过两次。他很关心地问我工作上顺不顺利?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就是来看看你。”

随着近平同志后来工作越来越忙,我与他的联系也逐渐少了,但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后半生,对我的政治信仰、工作作风乃至为人处世都起到了导航作用。这些年,我一直秉承着近平同志的教导做事。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今后仍然要按近平同志的要求做人做事。

(转载自2019年7月24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四):“制定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的一个全局性贡献”

即时 | 2020-09-14 07:23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对象:

郑金沐,1936年1月生,新利18体育莆田人。195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高级经济师。1969年6月到厦门市计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计委副主任兼市物价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体改委委员,1986年8月兼任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后任市体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计委主任。

采访组:郑主任,习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厦门任副市长,您是市计委副主任。你们是什么时间见的面?

郑金沐:近平同志来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找市政府部委办领导了解情况,第一个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从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办公室在我楼上。我跑到楼上去,他们就跟我介绍说,这是习副市长。近平同志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个子很高,长得很帅,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厂调研。我记得他在工厂里也是很热情地和职工们打招呼、问情况,非常随和。

后来听陪同他去同安县五峰村(以前是苏区,闹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说,村支书请近平同志喝茶,当时山里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没现在这么讲究,上面都积满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来有点脏。以前有领导下来调研,一坐下来,秘书就把保温杯端过来,喝的都是自己带来的茶水。没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犹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来。这个茶杯一端,他和村支书、和村民的距离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后来我了解到大家对他的评价,跟我第一次接触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想,这可能跟他在陕北插队,一直跟农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初到厦门工作,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他对厦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断?

郑金沐:近平同志没有直接跟我讲过他对厦门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开讲过对厦门的印象,那是庆祝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之际,厦门电视台记者去浙江采访他,他说,1985年中央组织部调他到厦门工作,他是从中央机关到河北,又从河北过来。他刚到厦门包括到新利18体育|app,和预想的反差很大。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新利18体育,总的感觉不像想象中认为的那样开放和先进,特别是从基础设施上看,从市容市貌上看,当时厦门确实是相对比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厦门,感觉特区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近平同志说:“在开始的过程中,工作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不仅是物质条件的落后,当时还有人说厦门是一个海岛,厦门人的一些思维方式被称为“岛民意识”“海岛意识”。因此,相比别的特区,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观念上的更新。回首厦门经济特区25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近平同志对内涵丰富的厦门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厦门的人民群众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多年来厦门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厦门的同志创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陈嘉庚精神,20世纪50年代有海堤精神,还有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等等。这些凝聚成了一种艰苦奋斗、拼搏创新的厦门精神。曾几何时,改革开放这样一种东风,全方位的开放,厦门人树立了一种改革开放的厦门精神,这里边有自力更生,这里边有锐意创新,这里边有一种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内涵。厦门也从一个封闭的海防城市,建设成现代化的海上花园,为人所羡慕的一个美丽现代化城市。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厦门经济信息中心,打造宏观经济的“千里眼”。请您谈谈整个建设过程。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建设非常重视。根据国家和省里对经济信息管理系统的规范和要求,厦门1984年就开始筹建这样一个信息中心,当时叫计算机站,1985年改为现在这个名称。

近平同志对厦门经济信息中心的筹建工作抓得非常紧,一环扣一环地推进。他认为,特区要发展市场经济,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光有机场、码头、通信设施是不够的,还要打造宏观的“千里眼”,准确及时地掌握国内外经济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视市经济信息中心的建设,成立了厦门市经济信息管理领导小组,亲自担任组长,并把经济信息中心建设列为厦门市基础设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里委托一家企业设计了总体方案,近平同志组织国内75名计算机和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来厦门进行论证。要干事就要有人,我们这个信息中心是从计算机站发展起来的,开始只有十几个人。要搞这么大的系统,十几个人干不了。于是市里就批了120人的编制。编制解决了,还要解决办公场所,于是又拨款买了7层楼,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经济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国家计委信息办非常满意,把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列为全国试点单位。到现在,信息中心运行已经30多年了,对推进厦门的信息化、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给厦门解决了“千里眼”的问题。

我认为,近平同志当时的考虑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来,一个城市能建飞机场就可以了,哪里还能想到要建什么信息中心。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却认为势在必行,还把它列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主持起草了“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您是重要的参与者。请您谈谈这件事情。

郑金沐:搞自由港这个设想,最初是省委书记项南同志提出来的。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同意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对自由港是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只知道个大概,认识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员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货物进出自由,自由港还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这就好比送给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么下口。

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厦门今后发展问题,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担任办公室主任。他曾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新加坡考察,回来就跟我们商量,“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么做、怎么写。他说:“我们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厦门的实际,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们作为重要参考。”他要求课题组的同志根据厦门的实际情况研究解决厦门自由港发展模式,争取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据近平同志的意见,我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厦门发展自由港应该采取“三步走”加“双梯度”开放的模式。

什么是“三步走”?就是通过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扩大自由度。最初特区划定面积才2.5平方公里,后来扩大到全岛。岛内开放度也不太一样,原来那2.5平方公里的开放度高一点,老市区开放度就很低。根据厦门特区现状,划区分三步逐步推进,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开放的梯度和开放的层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税区。厦门保税区应该是全国最早提出来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贸易区替代保税区。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全岛放开的自由港。

“双梯度”,就是在三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保持“双梯度”发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样,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来,这样会很慢,所以要搞“双梯度”推进。第一个阶段是保税区和特区双梯度,保税区开放力度大一点。第二个阶段是开放程度比较大但管理比较严格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的双梯度。最后是自贸区和有限度的全岛放开的自由港的双梯度。

人员进出方面,特别是外国人的进出,近平同志的意见是近期可以采取落地签证的办法,远期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后来我们也都这样做了。

商品进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学香港一下子全部放开,那样它自己的工业一下子就会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来,于是它就先搞了保税区,一共建了8个。新加坡本国有600多个产品,它把这些产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竞争赢外国的,那么这一类的外国产品就让它进来,其他产品就放到保税区去,逐步开放。这种做法,既实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护了本国的工业。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资金、人员、商品三个方面的进出,都是用双梯度开放的办法。商品的双梯度开放其实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训。厦门还有很多老企业,一下子放开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税区,外国进口的产品可以实行比较高的开放,特区(非保税区)就逐步参照条件开放,到最后才实行整个厦门岛商品的自由进出。

关于资金自由进出,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是不是发行特区货币。中央曾派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同志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厦门。他们调研后,感到现在发行特区货币没有条件,也不能采用香港的模式,即“内外兼容”的模式,而只能借鉴新加坡“离岸金融”的模式。“离岸金融”这个概念在全国也是从厦门率先提出来的。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你们的成果吧?

郑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战略研究办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组织制定这样一个发展战略,是近平同志对厦门一个全局性的贡献。

我当时在市计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计划”、年度计划,从来没搞过什么发展战略,而且特区也很少有人关注发展战略。现在回忆起来,近平同志能提出“发展战略”这几个字就非常了不起。

为什么要搞发展战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邓小平同志1984年来厦门视察后,把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0平方公里,而且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组织一帮人来研究。第二个原因,是邓小平同志题字“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那么怎样落实小平同志的要求,把厦门特区办得更快更好一点,这个也要深入研究。第三个原因,厦门特区最初是2.5平方公里,当时虽然也叫“特区”,但实际是个“出口加工区”,现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厦门特区才由出口加工区转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样一个转变,就意味着要重新谋划。

基于这样三个原因,近平同志就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班人进行研究,成立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办公室,就是由此动议而来的。当时我是市计委副主任,兼任战略研究办公室主任。近平同志也不是一开始就叫我负责这个办公室,而是请一些同志来座谈,座谈完之后才跟我说:“老郑,你来抓这个事情。”

制定发展战略,我们都没有经验,他就带我们到北京向有关部门和专家请教。我们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就是于光远。到了于老家里,我们非常震惊,不仅客厅里是书,连楼梯上都是书。于老见了我们说:“近平,你又来了!”说明近平同志不是第一次来向于老请教问题了。拜访于老之后,我们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刘国光副院长和董辅礽所长请教,把我们在厦门搞发展战略的想法向两位经济学家作了汇报,他们都很支持。近平同志对刘国光副院长说:“能不能请您抽个时间到厦门来指导指导?”刘国光说:“我介绍老董的研究所跟你们合作。”于是后来董所长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就一直跟我们合作搞自由港研究。

拜访了这些名师大家之后,近平同志心里就有谱了,知道怎么来做这件事。他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还有厦门大学有关院系教研人员,还抽调了市有关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总共100来人开始做这个研究,围绕对台问题、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了21个专题的研究。

这21个专题都是近平同志亲自审定的,其中有4个是在全国首次提出的。最后一个专题《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是近平同志请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专章研究的,很有远见。现在他老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实在厦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深入思考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注重开发,把精力都放在城市建设上,哪里还会考虑什么生态环境问题,但他就考虑得这么长远。历时一年半,我们完成了21个专题的研究,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要说这个发展战略到底为厦门解决了哪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1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厦门特区发展模式问题,也就是厦门到底怎么发展。根据专家的研究讨论,邓小平同志说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所以厦门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这应该是厦门的特色,没有这个特色,怎么赢人家?

第二,解决了厦门的城市定位问题。厦门应该是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城市。后来加上“旅游”两个字,变成“现代化国际性的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第三,解决了厦门产业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据此,我们确定厦门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兼营商贸、旅游、房地产业。当时有人说厦门要根据自身港口城市的特点搞贸易,但这样就不能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如果只发展商业,没有工业,第三产业将缺乏自己的物质基础;如果只发展工业,不发展贸易也不行,工业也就没有市场。

第四,解决了厦门自由港的模式问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走”方案。

第五,解决了特区要发展什么经济的问题。确定厦门特区应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争论比较大,有的专家说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到底应该发展什么经济?其实这两者都是说的要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意见会不一致呢?这里面有一个故事。《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在出版的时候,鹭江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说:“你这本书要出版的话,有几个事情需要根据我们的要求来改。”其中一个,就是要把“发展市场经济”拿掉。这个要是拿掉的话,就麻烦了。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难道还搞计划经济吗?然后我就到厦大去找了跟我一起主编这本书的罗季荣教授,把这个意见跟他说。他说:“要不然这样,就改为发展商品经济。”有的人稿子里按这么改了,有的人没有改,书里的用法就会比较混乱。后来定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按国际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市场经济”。但这个说法,人家听不懂。最后就干脆写成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样大家都能听得懂。

第六,确定了厦门的战略重点问题。

第七,确定了厦门机构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提出“小政府大社会”,这在全国是首家提出来的。近平同志在厦门抓机构改革工作时,就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撤销了8个工业局。这在全国是先行一步的。

第八,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问题。

第九,提出建立特区金融体系。这也是我们在全国第一家提出来的。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地方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种金融成分并存、分工协作的特区金融体系。

第十,解决了资金自由进出问题。在全国首次提出了“离岸金融”。

第十一,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近平同志加上去的课题。当时他就提出,发展特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防止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为厦门的子孙后代保护和创造一个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这个发展战略,解答了厦门特区怎么发展的问题,为厦门经济特区发展指明了方向,到现在还具有指导作用。其实,这个发展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另一个是那21个课题,这些课题覆盖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划,至今对厦门市制定五年规划还有借鉴作用。

采访组:厦门在当时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面积最小的,制定发展战略,很难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要牵头做这样一件事情?

郑金沐:当时,研究发展战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近平同志却一抓到底,毫不松手。他说,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于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制定发展战略,重大意义就在于,在厦门经济特区初创的年代,从思考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上,梳理特区的各项工作,从一开始就为建设经济特区找准方向,避免大的波折和走上弯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指示。现在有些领导都是在任内赶快搞一个事情,成绩一出来,马上就提拔走人了。但近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就体现出一种甘于做铺垫、甘为后人种树的精神境界,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交往中,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郑金沐:说起来,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政治意识强。这一点从厦门到中央一直是这样,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不是说他现在当了总书记我们这样讲。近平同志发展经济的理念很开放,但掌握一点,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厦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就跟我们战略办的同志说,我们是搞经济特区,不是搞政治特区,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一定要体现这个,严格把握制定战略发展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要把厦门建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而且要把这点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写进去,到本世纪末,把厦门建设成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二是战略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组织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任新利18体育省长期间,提出厦门应加快实施跨岛发展战略,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近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更体现了他对厦门的关心和了解。

三是改革意识强。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抓机构改革,抓物价改革,抓国有工业企业利税分流改革试点,抓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改革都比较超前。他抓厦门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明显,改革方案被选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文集。这本书的编辑委员会顾问,新利18体育省有两个人,一个是省委书记项南,一个是省长胡平。胡平同志当时评价说,近平同志在厦门谈的“金融七条”很有前瞻性,到现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还是这七条。

四是大局意识强。1988年,他抓计划单列,省里对这个事情大体上是支持的,但有些具体问题看法不一致。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和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有分歧,厦门市凡是高级职称都不能自己评。另外就是指标划转问题,比如资金、物资、粮食指标,我们总是跟省里说,多划一点给我们,就像姑娘要出嫁了要多给点嫁妆一样,因为中央直接划转的指标,是以省里划转的为基数。但省里却说,姑娘出嫁要对父母亲多做贡献啊,少拿一点。在这些方面,省市的看法不一致,近平同志就负责协调工作。他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从中央的意图出发,从省里的考虑出发,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话不是秘书给他写的,是他即席讲的。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是国家大局中的一颗棋,不能闹独立,要发挥特区的作用,不为难省里。”他懂得换位思考,工作方法非常好。

五是奉献意识强。《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近平同志已经到宁德工作了。我给他打电话,请他当主编,他说让我和罗季荣签字,这本书就可以出版了。他坚持我们三个都当主编。现在没有哪本书是这样的,一般都是一个主编,其他都是副主编。这就是他平时说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不在乎名利的奉献精神。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相识多年,您怎么看待他的为人处世?

郑金沐:近平同志非常念情,你对他一分好,他都会非常感激,不会忘记。2010年,近平同志单独接见我们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十几位同志,每一个人,什么时候跟他认识的,他都能回忆得很清楚。有人说:“您的记忆力真好!”近平同志说:“如果我这都忘记了,那就真老了!”

近平同志公私分明。有一次他正在哈尔滨参加会议,市里派我和他参加新利18体育省汇报团,到北京汇报情况。我跟他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明天早上就能到北京。我又问他要不要给他家里挂个电话,派个车子去接,因为当时厦门的驻京办没有车子,我是跟代表团一起,住在省驻京办。他说不用,让我在省驻京办的公共汽车站等他,果然他是坐公共汽车赶过来的。

近平同志很重情义。梁家河的人来找他,所有费用都是他负责,包括医药费也是。有一次,梁家河的老支书来找他,说今年村里的枣子大丰收,想请他帮忙出口。近平同志问一共有多少数量的枣子,老支书说了个数字。近平同志说,这么少不好出口,也就是没法给他们解决问题,但他话锋一转,问老支书怎么来的,老支书说是村里大家出钱送他来的。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给老支书垫付了来回路费,还带他去鼓浪屿看了看。后来,我了解到,他那个月工资又光了。

采访组:在工作之余,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流多吗?主要集中于哪些方面?

郑金沐:工作之外我们都是闲聊,聊些上山下乡和看书的事情。近平同志说他当时上山下乡,满窑洞都是臭虫,晚上都没办法睡觉,第二天还要上工。他听说66粉可以杀臭虫,就把整个床都洒满了66粉,结果差点中毒。

这个事情他一讲我就有体会。我1958年参加新利18体育省代表团赴安徽考察,考察完后要坐火车,我怕误点,就从省委宾馆搬到离火车站很近的招待所。我交代服务员让他一定准时叫我,服务员说,不用叫你都会醒的。我当时还不明白,一睡下才发现那儿全是臭虫,一晚上折腾得根本不能睡。

他书看得很多,晚上经常看书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凌晨4点。他最怕第二天有什么活动自己迟到了。所以他的闹钟设置了之后,还要再校对一次,保证做到绝对不迟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您个人有什么关心的地方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对我个人非常关心。后来每次来厦门,他都会问我战略办的情况。比起“计委”,近平同志更喜欢叫“战略办”。他说战略办更亲切一点,因为这是他亲自抓的。近平同志开始是分管农业、体改委、战略办、司法,有时他还兼抓税收、财务等大检查工作。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后,才全面抓计委、财政、税务、金融、物价、人事、编委等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厦门后,你们还有交往吗?

郑金沐:近平同志离开厦门时,我去为他送行,还有两个人也去送了,就是陈慧瑛夫妇。近平同志走之前问我,宁德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去过宁德,但我听说宁德发展很吃力。第一个是交通不方便;第二个是没有电,有人说“新利18体育新利18体育,不是缺水就是缺电”,宁德更是如此;第三个是没有资源,还不如龙岩,龙岩虽然是山区,但是山里有矿,山上有木头,宁德山里头都是泥巴。

到宁德后,他根据那边的情况,抓扶贫,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干部群众认可。他很求真务实,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后来他到新利18体育|app当市委书记,听闻我到省里开经济工作会,还特地约我见面,听我对新利18体育|app的看法和对新利18体育|app发展的意见。

在我心目中,近平同志永远都是那个年轻富有创见、充满活力和干劲、愿意为党的事业不断奋斗的好领导。

(转载自2019年7月22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三):“近平同志提出的‘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很有远见卓识”

即时 | 2020-09-11 07:37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新利18体育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新利18体育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新利18体育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新利18体育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新利18体育|app到深圳的航班,时任新利18体育|app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新利18体育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新利18体育|app,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新利18体育|app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新利18体育|app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新利18体育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新利18体育视察工作,先到新利18体育|app,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二):"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即时 | 2020-09-08 07:20

近平同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王金水,1934年5月生,新利18体育安溪人。1979—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新利18体育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20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当时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元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元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元,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新利18体育|app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新利18体育就有两个:一个是新利18体育|app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的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新利18体育|app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4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6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4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周日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末,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他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转载自2019年7月17日《学习时报》)

习近平在厦门(一):“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即时 | 2020-09-07 07:20

编者按:新利18体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新利18体育|app》《习近平在新利18体育》系列采访实录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利18体育工作时的科学理念、重大部署、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提供了鲜活教材。系列采访实录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连载后,在全省各地、各界、各行各业产生了持续热烈的反响。全省上下怀着深厚的感情、强烈的责任,兴起学习热潮,进一步提高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激发了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的巨大动力。

为持续兴起“大学习”热潮,营造浓厚学习氛围,不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应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要求,本报今起持续转载《习近平在厦门》《习近平在宁德》《习近平在新利18体育|app》《习近平在新利18体育》系列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对象:

李秀记,1937年1月生,新利18体育南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 1972年到厦门工作,1983年2月起任厦门市副市长,1984年2月任市委常委,1984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1988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2年12月任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5年8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2009年退休。

采访组:李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到厦门任副市长时,您是第一个接触他的人。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场景吗?

李秀记:近平同志1985年6月中旬来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32岁的生日。他来的时候轻车简从,自己搭了一个便车就来了。当时我主持市委日常事务,所以我就去接他。当时,从新利18体育|app到厦门只有一条路,还不是柏油路,而是砂石路,灰尘很多,也很窄,我们经常去新利18体育|app开会,走这条路需要8个多小时才能到。近平同志来厦门前,省委组织部提前打了电话,说大概上午8点钟出发。我就按照经验,下午3点提前到厦门宾馆等,等到大概4点多,才把他等到。

车子一到,车门一开,近平同志就微笑着说:“我是习近平。”我赶快迎上前说:“我是李秀记,代表市委、市政府来接你,欢迎你来厦门参加特区建设。”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穿着简朴、年轻精神、态度谦逊。

接上近平同志后,我带他住进了预先安排好的厦门宾馆2号楼底层的一个房间。按照厦门的习惯,坐下来后,就是喝茶。我一边喝茶,一边给他介绍厦门的情况。近平同志听完,很高兴地说:“今天对我来说有双重意义,第一我是来参加特区建设的,二是我的生日。”我赶快站起来,祝他生日快乐!聊到饭点,我们就一起去吃晚饭。按道理,过生日应该有个蛋糕,按厦门的习俗还要吃寿面和鸡蛋。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蛋糕。当天饭菜里有海蛎煎、炒面线、土笋冻等一些厦门的特色菜。海蛎煎里面有鸡蛋,寿面就用炒面线代替了,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吃饭的时候,我们越聊越近,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敞开心扉。他向我介绍了他在陕西延安的7年知青生活,我说我也在陕西工作过,也是7年,但是在一机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工作。我们在陕西期间都入了党,还是清华校友,现在又同在厦门参加特区建设,应该说是很有缘分的,也有很多共同话题。

近平同志记忆力很好。2010年9月5日,他任国家副主席时来厦门检查指导工作,跟我握手时,还提起来厦门第一餐吃的三道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厦门那会儿,厦门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您当时向他介绍了些什么情况?

李秀记:厦门经济特区是1980年10月设立的,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是在一个多海滩山区的地方,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是两个厅级单位,统一由市委领导。邓小平同志1984年2月来厦门视察后,经济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131平方公里。1984年9月1日,经济特区管委会与厦门市政府合并,市政府行使经济特区管委会职能。近平同志到厦门来的时候正好是在合并之后。如果说刚开始2.5平方公里是特区的初创阶段,近平同志来厦门后,正赶上厦门经济特区建设进入更快更好的发展阶段。

我给近平同志介绍厦门的情况,用了六个字来形容:“港、景、文、侨、台、特”。第一个字“港”,厦门有一个优良的港口,是不淤不冻的良港。港口历来都是通商的口岸,新利18体育省的商贸活动从这里出海,这是厦门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色。第二个字“景”,厦门风景优美,有鼓浪屿,有万石植物园,有集美学村,风景特别好。第三个字“文”,厦门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当时就有7所高校,厦门大学更是全国闻名遐迩的重点高校。据统计,当时厦门大中专毕业生所占比例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人文环境也比较开放包容。第四个字“侨”,厦门是个侨乡,是新利18体育省华侨出入的口岸。厦门华侨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经商的很多,被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先生祖籍就在厦门,他倾资办成的集美学村也坐落在厦门。办特区之初,厦门就是因为华侨多才从省里要下来了特殊政策。第五个字“台”,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用肉眼就能直接看到金门。过去30多年,厦门作为对台海防前线,经济建设上受到一定制约。直到邓小平同志来视察后,才慢慢把“台”这个优势凸显出来。第六个字“特”,正因为我们有上面说的这些特点和优势,中央决定设立厦门经济特区。当时给我们的特殊政策,就是特区范围内的税收可以按15%征收(一般是33%)。但一开始只有2.5平方公里,而且还有待开发。所以在邓小平同志来视察之前那3年,我们只做一些市政规划、“五通一平”之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听我介绍后,近平同志问我:“你说了厦门的六个优势,那厦门还有哪些弱势或者弱点?”我以个人的观察,向他介绍了厦门的三点弱势。

一是城市规模小。整个城市就是围绕中山路那几条街,当时的城市人口只有28万。有本小说叫《小城春秋》,写的就是发生在厦门的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厦门是一个“小城”。

二是经济基础差。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当时我们的基础设施差到什么程度呢?厦门老百姓有句话说:“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自来水经常停。”我刚到厦门的时候住在市区,夜里12点以后只有一个公共自来水龙头有水,每家每户就挑两个桶,去那里接水,最初一担水一分钱,后来涨到两分钱。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场景,却正是当时厦门基础设施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特区设立之初,工农业总产值才11亿元,财政收入1.85亿元。1972年我刚从西安调到厦门工作,当时整个厦门市的工业总产值,还不如西安市一个西电公司。在之前的30多年,国家对整个厦门市也只投资了1200万元,还主要是用于海堤建设。这1200万元,我们精打细算,发动群众和解放军,用人海战术,移山填海,花了900万元修建了海堤,剩下的300万元兴建各类工厂。后来的罐头厂、橡胶厂都是用这300万元建起来的。那个时候,厦门引进外资也很少,引进的第一个外资是“印华地砖厂”,是一个印尼华侨办的外资企业。所以我和近平同志开玩笑,说厦门经济特区是从“一块砖”开始建设起来的。

三是市容市貌旧。当时的厦门基本上是一个“旧城”,像样点的建筑只有集美学村和鹭江宾馆,其他建筑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的。有人这样形容:“厦门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却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

我讲完这些,近平同志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没过多久,也就是在1985年11月市委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参会人员各自谈了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近平同志说:“我来厦门工作,用孙中山先生‘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来勉励自己,地位变了,作风不能变。”我相信,虽然知道厦门当时还存在很多不足,要发展还有一定挑战,但他来厦门参与特区建设,想的就是要发扬优良工作作风,立志做大事。这应该是他来厦门特区工作的初衷。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3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3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新利18体育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新利18体育。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新利18体育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新利18体育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投洽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3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投洽会。他担任新利18体育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投洽会。这个投洽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投洽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道:“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新利18体育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50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新利18体育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投洽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投洽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新利18体育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新利18体育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20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新利18体育|app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新利18体育|app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3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新利18体育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

(转载自2019年7月15日《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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